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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 ——陳寅恪對儒釋道三家的"判教" （2016年09月22日）佛教靠老莊思想在中國發展（2012年08月02日）

陳寅恪先生對釋家之"判教"，可以歸結到一點，即他在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》中所說的："釋迦之教義，無父無君，與吾國傳統之學說，存在之制度，無一不相沖突。輸入之后，若久不變易，則絕難保持。是以佛教學說，能于吾國思想史上，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，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。"精要之點在于，他認為佛法之東來，必須經過中國化的過程，實際上其所由來變遷之路也正是遵循的這一過程。其實這也是陳寅老對一切外來學說所持的基本立場。

1927年，陳寅恪先生在《王觀堂先生挽詞》的序言里，曾有過關于中國文化特征的論述，筆者稱之為陳氏的文化宣言。其中寫道："吾中國文化之定義，具於《白虎通》三綱六紀之說，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，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。"所特別值得我們關注者，是寅老稱"三綱六紀"的意義，在于為"抽象理想最高之境"，頗近似柏拉圖所說的"理念"。儒家正是以這種最高的理想來塑造人倫關系和人格境界的。所以人格之美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是人生理想的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在寅恪先生看來，道教是一種最具有思想活性的宗教，其最大特點是，對其他的思想學說容易融貫吸收，而吸收佛教思想便是其顯例。其次是對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堅守，寅老以"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"概括之。

宋代的新儒學，就是在儒釋道三家的化分化合的搏擊掀發中孕育而成。沒有佛法的東傳，便沒有佛教的中國化過程；沒有佛教的中國化的過程，便沒有新禪宗的誕生。而沒有新禪宗，哪里來的新儒學！因此對于秦漢以來中國思想史的流變而言，新儒學的誕生還不是"一大事因緣"嗎？宋代新儒學的特殊貢獻，是融會儒釋道三家，而能自成一統。本來善于吸收他種文化成分，是道教的特點。但"此種遺業"被新儒家繼承而達致"大成"，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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